鲜为人知的、独属于法律人类学的精彩故事，呈现了这一特殊的生活世界。上海博物馆张经纬追随费孝通关切瑶族地区的土地制度问题，从历史的隐文中发现对当下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西南政法大学赵天宝深入德昂族腹地，发现当地居民话语中纠纷的重要性层级，超越“国家—社会”二元视角，关心“人”的嵌入。华东政法大学张筱叶通过对比观察非日常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的管理秩序，揭示了警囚互动主体性如何在表演中实现双向建构。上海师范大学李承罡通过刑事审判中的感官因素，以视觉为主线推演符号化指向，挖掘“器物变异”的身心基础。
除了“新”故事，法律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同样为“旧”故事带来了新内涵，反映出日常生活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并未被“划一的规范判断”所遮蔽。云南大学张剑源重提“清官难断家务事”，描绘了中国家事领域审判现代化转向带来的内在张力及其对社会改造带来的深远影响。上海师范大学杨蓉借助精准叙事化解了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表明新时代的农村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征途并不逊色于城市女性。奥斯陆大学尹韬在普法宣传的边陲社戏中，探访文化翻译和法律嫁接在同一“真相”不同“剧本”之间的隐微写作。上海师范大学冯猛从“边陲”走入城市的中心，体察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城市之人如何在法治、德治、自治间寻求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尤陈俊结合经验材料，搭建“人—社区（族群）—国家”关联，重申中国基层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建构中国法律人类学的蓝图
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特征，是由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这为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同时，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也将为其他相关学科提供更多的视角和素材。上海师范大学蒋传光申明，法律人类学研究对于法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流沟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张冠梓点明，在法学和人类学的界限和张力、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视野、法律人类学的“法律问题意识”、法律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距离感”等问题上，中国法律人类学定可有所作为。
新技术手段的发展、新社会现象的出现，拓展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庞涛用影像记录了一起彝族“死给”案调解的过程，揭示了国家法与习惯法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互动，将影视传媒学因素纳入法律人类学；甘肃政法大学韩宝涉足甘青川黄河上游，将“法律空间”理论嵌入“族群”研究，以华夏母亲河一奶同胞的文化特性塑造个性化的生态司法文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游天龙将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关怀投向了美国亚裔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个体选择、群体活动和法律规制。在上海师范大学刘振宇看来，这些探索恰恰表明，当中国的法律人类学人开始反思法律人类学的基础理论、探寻中国特色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其发展是研究领域导向的，不会因学科壁垒而画地为牢。